因为种种原因,当年“作家近况”栏目关于浩然的报道只用了214个字。面对那一小块发黄的旧报纸和自己平淡的文字,我陷入了在心中徘徊多年的回忆——
他的家大概是三里河一带一套普通的单元房,房子不大,除了一面墙最常见的木制书柜、必需的桌椅和床,没有任何的装饰品。房间里怪怪地堆着四五张行军床,看上去有点像旅店。
浩然完全是一副农民的外貌,寸头,中山装,身板结实,脸膛上是黑红的健康色,让人想起庄稼地边上的老树,直直的,久经风霜。
把我迎到家里,他拿出带着血样红色的血橙招待我,不是用小碟装上两三只那种,而是哗啦啦倒一桌子。那时候运输和果蔬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他的老家河北并不出产血橙,街上也不可能买到,那一定是从远道来的,很珍贵。浩然请我品尝,就像农村的房东大娘拿出自家种的红枣花生,非看着你吃下去不可。随着血橙骨碌骨碌滚出来的,是北方农民浓烈的纯朴之风。那温暖的风,始终包裹着我。怎么也不像是我在采访,倒好像早就是他的朋友。
多年以来,浩然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农村写作,乡亲们对他很好,他有空就和农民一起下地,仿佛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要回北京,浩然的家就是农民的家,不管是谁,熟悉不熟悉,认识不认识,只要是投奔他来的,二话不说,先住下。然后他指点他们上公共澡堂去洗澡,拿出自己的衬衫让老乡换上。管吃管住,临走时还给“房客”揣上俩零花钱。一来二去,来的人越来越多。他没烦过,觉得这是应该。别说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未必能做到如此。
那次回城,他带回来两部新写的作品,一部是《苍生》,描写一个多重性格的农村青年的命运,反映农村改革中的变化;另一部是姐妹篇《动变》,大胆描写一个地主被时代改造的过程。显然他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希望写出更丰富更立体的人物。他向我吐露心曲,可惜涉世不深的我还没有足够的积累去理解他并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流,只是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很刻苦的作家,像许多沉醉于文学的人一样,写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浩然作品的语言以简洁和生动而著称,我曾向一个普通的妇女提起浩然,她马上吟出“笑声像孩子,从麦浪上滚过……”这样的词句。只有乡下的娃们才会给人这种“滚”的体验,没有常年的乡村生活基础,任你是天才,也幻化不出这样好的句子。我还向50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提起浩然,他竖起拇指:“虽为作家,不狂不躁,人品最好!”
与名人接触,最大的收获是感受人格的魅力。你爱阳光,你便欣赏阳光的灿烂,你爱大海,你便陶醉大海的壮阔。当然,名人中也有不可一世狂躁浅俗者,那是他们自己做人的枷锁。
因为曾经偏爱外国文学,认真读过的浩然作品不多,但很庆幸能读到他的人格。愿将来给文学做史的人们在评价浩然的作品时,将他朴实的品格写上一笔。